暂时稳定的生活就从此开始。每天早九晚五，再加四个小时的班，连头到尾13、4个小时在外面，回来灰头土脸地吃一口洗一洗倒头就睡，有时候连粘在身上或头发上的油漆都没洗掉…。

         满脑子都是危机感，香港的工作职位可不是铁饭碗，随时被“炒鱿鱼”的可能…。香港的房子那么贵，几时可以攒起钱来供一个居所。香港的税对于一个在国内没有缴税概念的人来说是一个心疼的损失…。这样一个号称购物天堂的消费，对于一个在国内习惯于物价平抑、一切节俭的“屌丝”来说，不蒂如陷入一场困境…。手里捏着的每一分钱，都燃烧着身体的热度。

         初初，大姐姐夫领我们出街逛逛，走过一个大门的门口，看见两位女士穿着耀眼的旗袍，站立门口两边，紧身的旗袍开衩开到腰部，半个屁股几乎裸露出来。我问大姐，这种是什么地方，大姐说这是饭店啊，门口的是迎宾小姐啊，有什么好奇怪的…。

         总之刚刚到香港一切与内地截然不同，看到的一切都不顺眼。五彩斑斓的霓虹灯整日整夜地闪耀；左边行驶的车辆；随时发生震耳欲聋的警笛；拥挤不堪的马路；狭小的各种空间；气味难闻的菜市场；满街招摇过市像猫一样大的老鼠…整晚不得安宁的嘈杂声…。形成了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潮湿闷热的空气难以呼吸…。

         俺怀念青岛的蓝天，怀念青岛的海山，怀念青岛的绿树，怀念青岛的红瓦，怀念青岛的亲人，怀念青岛的同事朋友…。一切在与青岛的一切对比…。初到香港的日子，就深陷在这种情绪之中。

         孩子送在一个私立小学读书，孩子是乖的，读书很自觉，功课也是名列前茅，爷爷奶奶姑姑姑父也很爱护她。只是我这个父亲除了星期天之外，平时连孩子都面都见不着。因此星期天休息，就尽量带孩子上街看看。孩子被麦当劳吸引，于是买一份汉堡，带一瓶可乐满足孩子这种极低的要求。自己吃自制的三文治和白开水。

         有一天，不记得什么原因（或许是父母和姐姐出外有事）只有孩子在家，这本来是常有的事。但那天孩子躲在卫生间哭泣。感到蹊跷，便问发生什么，孩子不答，再追问之下，孩子说，看到爸爸这么累，我想帮忙，但什么也帮不上，心里难受…。我震撼了，相信是孩子的心里话，但也猜想到孩子其实一样有对于家乡青岛的怀念、对母亲和妹妹的怀念、对同学玩伴的怀念…。

         父亲的身体日益见好，原来的一个绝症诊断随着时日，竟然痊愈。俺在另一篇《半个世纪的友情》的文字中有记载，如下：

         “（我广西的医生朋友）历史的吊跪又在于，看似恶劣的环境，又为他创造除了西医之外，有机会采纳“中”医、“壮”医、“苗”医、“瑶”医等医道和草药精华的条件。把这些医学精华结合得天衣无缝，成为可能仅独此一家的医术。

         七十年代末，家父胃癌晚期，上海和香港的医院毫不留情地宣布死刑，我把家父的症状写在信里告诉他，他开了方子、配好药，大姐到广西，把药带到香港给家父服用，一段时间，家父的症状缓解。更神奇的是胃里的那个恶性怪物缩小、钙化，竟至痊愈。

        我找到柳州说，你的药治好了癌症，应该…。我没说完，被他打断。他说我从中医对症下药的角度辨证施治，并不敢说是针对恶性肿瘤的，这不能成为医治癌症的特效药物，何况你父亲只是一个特别案例，不具有普遍性…。这样严谨的态度，比起如今动不动就包治百病泛滥于社会的假药，和那些欺世盗名江湖骗子的黄绿医生，怎样？”

         但这对于虔诚的基督徒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个神迹。

         现在内地去香港已经是家常便饭，而且是带着大笔钞票在香港尽情消费，因此不会有俺一样的感受。一些内地大公司在香港的投资和上市其规模和财力远远超过香港自身经济体。内地游客在香港出手阔绰，令香港市民咂舌。因此现在读到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香港的感觉，也许许多朋友会感到可笑吧。

海老KK

二0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于维罗纳自寓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