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六日至今，忽忽经月，关于拯救父亲的篇章，尽至白卷。缘因逢匹兹堡中华文化语言学院开学、第三届匹兹堡中华文化节开幕、准备和排练学生参与演出的节目等冗事缠身，故竟无瑕顾及杂谈…。
今适逢秋分时节，诗社众诗友纷纷发表应景诗作，多有赞黑夜各半，平分秋色之语。然四时无常，俺偏不以为然，诌曰：
平分只是动态
没有静止等待
地球摆了回去
现在又摆回来
终是周而复始
没有一刻停摆
人生亦应如此
祸福相依永再
只管踽踽独行
莫作西揣东猜
（2017/9/24凌晨于北京）
这个宇宙何有静态的公平，任何“公平”都是在动态中不断追求平衡-总是失衡-再追求平衡-依然总是失衡…如此在时间和空间轴线上牵扯推移。所为平衡瞬间即逝，何曾有过真正的平衡，而失衡才是永远存在，否则还追求平衡个屁！除非你把时间的瞬间固化了，而固化了的瞬间只是回忆，只是一张照片…！
人生何不如此？社会何不如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社会失衡到了极致的一个阶段。
现在继续聊聊这个失衡年代中一个失衡的家庭一个或无数失衡的个人中的失衡的事情。
在叙述打算回去设法拯救父亲之前，先说一点其他的事情。
我的一位老师，Y教授，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于是夫妇二人呆着子女，被大学扫地出门，送到他原籍江南一处农村。
那时间，被鉴别出出生不好的，或本身已经划为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统称“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
那时没有私人企业、机构和单位、学校，所以在企业、机构、单位、学校的“五类份子”基本上要被“扫地出门”。所谓“扫地出门”就是送到家乡的农村或城市基层受监督劳动。Y教授一家就是被送到家乡农村受监督劳动的。
Y教授夫妇对我很好，曾经介绍一位非常漂亮的担任护士的亲属给我，希望我们成为情侣。那个年头找对象基本靠介绍，比较少有“自由恋爱”的，即使一对男女自由爱慕，也会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出面“介绍”一下。因为那个年代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流氓”、“乱搞男女关系”罪，和更莫名其妙的“作风不正”的道德审判。所以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大多抱着谨慎的态度。Y教授夫妇没有嫌弃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遭遇，而介绍了一位有良好工作，形象体面的女孩子给我，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信任，而那位可爱的女孩子也乐意接受这种安排。但我却断然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我衡量过自己，我那时的环境根本就不可能担起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家庭或社会责任，并且一点也看不见这种环境有改变的可能…。
一次我去看望他们，到他们家后，他们不在，只有一位读中学的儿子在家。我刚被招呼坐下，那儿子就在某个抽屉里面翻腾了一会，就悄悄走出家门，过不一会又回来了，到厨房捣腾了一会，端出一个小碗，里面放了两只“水泼蛋”给我。说：“大哥，我家里只有五毛钱了，只能买两只鸡蛋，你不要见怪，你就吃了吧…”。
那个年代万物定量配给，一只鸡蛋也是稀罕，我吃下鸡蛋，但心里那个堵。从口袋里拿出全部七元钱悄悄留下，走了。
那七元是姑妈给我作为经月开支，回去后姑妈骂了一句“蜡烛！”，就再没有多说什么。
另一件事。
我随蜂场迁移，到了江苏武进县境内，一个叫“毕家村”的地方，选了一家人家，就驻扎下来。接下来的情况在今天的人看来，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房东当然是当地农民，但屋子看来很大，外表很讲究，显然是过去富贵人家的住宅。但里面已经是好多家贫穷农户的家景了。然而在最外客堂的一角，挂着几块破布遮挡，是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从外表看，已经缩成一个小孩的体型。
我们在客厅另一角搭床铺住下，只第三天，我被一对显然是母女的两位女士请去，说，那位躺在床上的病男人，请我过去，要说几句话。我欣然前去，坐在病榻之前。男人用十分虚弱的声音对我说：“先生，我本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这房子是我父亲传下。但土改时，我父亲被划为地主，被镇压了。那时我在上海读书，之后留在上海工作。文革一开始，我就被单位赶出上海，送到自己老家。但我一直患有肺结核，到乡下后，失去治疗，没有药物，以致病情越发严重严重，看来我不久人世，但有一件事，使我死不瞑目……。”
说着，他大口喘气，断断续续说出一番让我进退两难，尴尬万分的话！
他指着旁边那个年轻的女儿说：“我们就这个女儿，知书达理，且美丽端庄，你能不能娶了她？”
我的脑袋一下子嗡的一声，好像受到一记重拳…。
我到这个地方才三天，到的时候，是在一群农民之中留意过这一家三口，尤其是那位小姐，美丽端庄，真是一池污泥中的一枝莲花。年轻的我，不时多看一眼，但也不敢贸然询问。萍水相逢，又无语言交集，怎会想到她垂死的父亲竟在她面前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稍作冷静，说：“先生，我当然估计到你们是何处境，其实我也是被遣送下乡的，只是公社让我跟随蜂场出来工作。从生存上讲，我也是风雨飘摇。我并无资格亵渎小姐的尊严。但我可以承诺担起一个责任，如果小姐需要，我可以承担起养活她的责任，有饭吃饭，有粥喝粥…。如果她愿意，也可以跟我们蜂场流动。”
母亲是一位知识女性，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跟我说：“我理解你犹疑的态度，这样要求你做出决定，对你也是不公平的。但我求你，就表面答应他的要求，让他安心离去…。”
那时我这是心如刀割，不知怎么应付这样的局面，只能说：“先生，我答应你先带你女儿跟我走，我像妹妹一样对待她，如果将来我们之间有缘分，而你女儿也十分愿意，我就娶她，如果我们没有缘分，我就为她找一个好对象。”我的态度非常坚决，看来大家都接受了。
但是第二天，生产大队里忽然来了许多干部，告诉我们，你们不能在这里放蜂，必须马上离开，XX一家是地主分子，在这里监督劳动，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个人也不准离开。
我们被迫迁移到几十里以外的另一个地方，几天后，我让房东的儿子，去那个“毕家村”打听。得到的消息是：“那位先生死了，母亲和女儿不知下落…”。房东儿子告诉我，“其实是土皇帝一样的村干部中，有人看上那个女孩了…。他们知道这女孩可能要跟我离去，就假借“革命”的名义，把我们赶走，再以“革命”的名义，阻止那女孩离开。我知道后，虽然义愤填膺，但迫于当时的形势，实在无能为力，只有把她变成一个悲愤的记忆…。
这位姑娘后来怎样？而今在哪里？
我一篇叙述几乎是纪年大事的文字，为什么会把这么一件细小的事情讲得那么清楚？只是想各位知道，那个悲剧的年代一些鲜为人知的遭遇和人与人之间折冲樽俎…。
有诗为证：
地富反坏扫出门
故居却成葬身坟
哀言妄托身后事
假凤虚凰未成真
海老KK
2017/9/27随“海外交流大会第六届代表大会”海外理事天津参访团”于天津至北京大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