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字的创造是从“象形”开始。

“年”字，在甲骨文里的字形是一个人背一捆“禾”的形象。

“禾”是种植粮食收成，“人”把收成的粮食背回家。叠在一起就是“年”。

故《甲骨文编》里说：“从人负禾”，本意是谷熟。

甲骨文一期的武丁卜辞里有：受年，受黍年。（年谷丰登之意）

丙午卜：“我受年一月”，和癸卯卜：“我受黍年”。这都是指谷物丰收的意思。

辛酉卜：“求年于河”，这里的“求年”是祈求谷物丰收的祭祀，在河边祭祀。

《说文解字》里说：“年”，谷熟也。从禾千声（指“年”的读音）。

甲骨文时代，还没有后来的历法，“年”应该不是一个时间概念的词，应该是一个名词甚至是一个动词。

到了春秋时代，“年”恐怕就已经同时成为一个时间概念的名词了。

《礼记•杂记下》有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看到大家都在准备过年。孔子问他：赐也，乐乎？（小子，你感到快乐吗？）子贡回答：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一国的人都像发疯一样，俺不知道有什么好乐的？）孔子说：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老百姓辛苦一年了，痛痛快快地玩一天也是应该的。只紧张而不松弛，不符合文武之道，只松弛不紧张，也不符合文武之道。只有一张一弛，劳逸结合，才符合文武之道。）这里要说明的所谓“文武之道”是指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治国之道。

孔老夫子，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复辟周朝建国时，以周公为首的周家王朝所制定的治国之道。

因此，我想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过年的习俗，恐怕还是周公时代订出来的呢…！

这个时候想起我母亲。

我们兄弟姐妹十个，每逢过年之前的许多时候，母亲就为我们十个兄弟姐妹的新衣服、新鞋子发愁。那个年代，我们家很穷，哪有现在那么奢侈。过年的一应需求，都要靠自己动手解决。

我只记得一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可能还在为最后一颗纽扣、最后一个鞋帮子忙碌。新年早晨起来，我们都会有新衣新鞋穿上。而母亲的手上布满了带血的口子。试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工程，放在现在简直匪夷所思。

我记得十岁的时候，年初一在院子里放鞭炮，第一次穿上身的一件新的“列宁装”棉袄，在背上被烧了一个碗口大的洞。被责罚是免不了的，但对于我来说，为之心疼了不知道多少年。这也许是造成我不喜欢过年，拒绝放鞭炮的原因之一吧！

在此之前我都是穿旧式棉袍子的，为此常常被一起玩的孩子笑话的。

因此我跟子贡一样，从小就对过年感到压力而没有太多的欢乐。我也问过，大家都为这一天这么疯狂干什么。

世界上一切活动，都跟拥有金钱的多少有关。记得以前听父亲说：有钱人天天过年；没钱人天天过关。

有钱人过年是不是开心我不知道，但穷人过年并不开心我体会过。

然而一到过年，不论富人穷人都还是要按照传统的方式去做些什么。

黄世仁就要去一家一家地去讨债；杨白劳就要出门去躲债。

黄世仁再富，也还是要去向穷人要回债来，不惜抢穷人的闺女抵债。

杨白劳再穷，也要赊上二斤白面回家包饺子，还用卖豆腐赚下的几个钱给女儿扯上二尺红头绳。

这一切都是为了过一个“年”，谁也抗拒不了的。

等我自己有了孩子，她们自然会知道过年是怎么一会事。而我就要为她们准备过年的一切。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出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准备，自己过年的缺憾，要从孩子身上补回来。

好在我的孩子并不在物质或饮食上有太多的要求，孩子跟我一起过年，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天南海北的旅游，这也正合我的心意。但是当旅游景点人满为患的时候，孩子和我就自然都放弃了这样的过年方式。

孩子成家以后，一起过年的意愿也越来越淡薄。尤其是在美国，中国新年并不是美国的节日。华人社区，大部分人还是有一点庆祝活动，但如果什么也不做，却也没有人感到奇怪。

对于我来说，安安静静地躲在小楼里面，和平常一样，看看写写，就是最惬意的过年了。

有诗为证：

五谷丰登是为年

一张一弛有经典

富年穷关各自过

躲进小楼依然闲

海老KK

2018/2/8凌晨于匹兹堡自寓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