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发生的另一件大事，便是“反右派”运动。

        初时，共产党中央号召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出主意…。这可是鼓舞人心的好事啊！那时全国一发动，人民就动起来了。

        当时有一个名词叫做“大鸣大放”，就是希望大家对共产党的执政多提意见、多给建议。一个政权虽然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并且口口声声是为大多数人民的，现在让人民提意见出主意，这多好啊！

        我在学校里所看见的是满墙的大字报，老师有老师贴的地方，学生有学生贴的地方，那时才13岁吧，也不太清楚究竟说一些什么，内容实在是没法记住。只记得两个高中印尼华侨学生写了一张，大意是为什么不许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只能说中国的月亮比美国圆，月亮本来是一样圆的呀…云云。

        为什么会对华侨学生特别关注呢，当时印尼反华，屠杀华人，一部分华侨只好逃回祖国，但几乎身无分文。国家为此作过很多安置，一些学校就安置部分学生，给他们吃、住、读书。我的一位姐夫，就是当年从印尼逃回来的学生，后来成了一名医生。

        海外来的华侨在习俗、服饰上比较特别，虽然都是龙的传人，但我们心里是把他们当成外国人的。

        记得一次我们在操场上排练夹道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时喊的口号！带领的人喊一句“苏加诺，马迪卡！”我们学生也跟着喊一句““苏加诺，马迪卡！”，这俩华侨学生正好走过，在旁边偷笑。领喊口号的发现，问他们为什么笑，他们说你们口号的发音不对。于是请他们带领喊了几次，纠正了一些发音。

        大鸣大放继续深入，各个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突然有一天（不记得了）大字报的气氛转向，批评批评者的大字报很快占了上风，批评的口吻越来越严厉，逐步达到敌对的状态，直指先前提出批评的人是别有用心，是反对共产党领导，是想复辟旧社会。过了一段时间，大字报也全消失，改为闭门会议。我们学生不能参加，但发现不久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右派分子”。而前一段时间的“大鸣大放”的说法被“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所替代。

       学校里被定为右派的第一人，姓名实在记不起来了。金丝边的眼镜，瘦高个子，白净，一派儒雅气质，是教高中的老师…

        接下来我们的语文老师，一位刚从师范学院来实习的年轻人…

        啊呀，我们的动物老师也是，我很喜欢的老师…

        又一位高中老师，一副旧文人的派头，非常严厉的。有一次我们班在上植物课时吵闹欢笑（教植物的女老师好欺负），他走过看见了，站在门口大声喝道：“笑！不要脸！全校就数你们这班最坏!”吓得我们马上静下来…。以后我们在背后就偷偷称他为“笑不要脸”…

        被划成右派的老师渐渐增多，他们被撤去教职，在校园做园丁的工作，斯文扫地…
        有些同学走过他们的身边，齐声喊“右派分子…………”拖很长的音，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老师就逐渐不见了，不知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

        也有得意的老师。一个教我们物理的，喜欢穿长衫，爬牙，因为一边的肺动过手术，因此斜着一只肩膀。常常在讲台上拿出手绢吐痰，面对着学生，那口痰，浓浓地，拖得长长的，滴到手绢里。同学们恶心掩面，他浑然不觉，照常如仪…。他，入党了。

        之后，学校多了一个副校长，是从外面调来的。谢顶、白皮肤，从不任课，专管找某些老师或学生谈话。

那时什么都学苏联，苏联电影、苏联歌曲、连穿衣服都要学苏联。女的穿“布拉吉”连衣裙，男的穿花里胡肖的衬衫。不用说，举国上下外语课都是是俄语，整天“大罚厉兮、打死危打你呀…”（俄语“同志”和“再见”的发音）。

        我受家父影响，认为学俄语将来用处少，外语应该学英语。在学校对此有所表示，并付诸行动，俄语老是不及格，自己又在校外报了一个“侨立私人西班牙语学校”，由一位古巴老华侨授课，还取了一个西班牙名字叫“多明哥”。这事让学校知道，终于被这位谢顶副校长叫去谈话。他说，你如果在大学就可以划为右派…云云。

        我心里想，这也许就是教育特务吧，专管人的思想的。经他谈话，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保证今后好好学习俄语…。但实际上除了好听的苏联歌曲，美丽的苏联女郎和苏联大花衬衫，我对俄语和苏联更加厌恶，只是收敛不说出来罢了…。

        几十年来总在思索我是怎么变成一个会说假话，或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伪君子的？管天管地，还要管一个人的思想？思想这玩意能管得住吗？也许管思想的结果就是把人都变成阳奉阴违、装模作样的伪君子。
        有诗为证：
恭听意见诚如天
一夜之间反转变
管天管地管思想
吾自依然藐苏联

海老KK
2017/6/11于匹兹堡自寓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