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字的创造是从“象形”开始。

“年”字,在甲骨文里的字形是一个人背一捆“禾”的形象。

“禾”是种植粮食收成,“人”把收成的粮食背回家。叠在一起就是“年”。

故《甲骨文编》里说:“从人负禾”,本意是谷熟。

甲骨文一期的武丁卜辞里有:受年,受黍年。(年谷丰登之意)

丙午卜:“我受年一月”,和癸卯卜:“我受黍年”。这都是指谷物丰收的意思。

辛酉卜:“求年于河”,这里的“求年”是祈求谷物丰收的祭祀,在河边祭祀。

《说文解字》里说:“年”,谷熟也。从禾千声(指“年”的读音)。

甲骨文时代,还没有后来的历法,“年”应该不是一个时间概念的词,应该是一个名词甚至是一个动词。

到了春秋时代,“年”恐怕就已经同时成为一个时间概念的名词了。

《礼记•杂记下》有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看到大家都在准备过年。孔子问他:赐也,乐乎?(小子,你感到快乐吗?)子贡回答: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一国的人都像发疯一样,俺不知道有什么好乐的?)孔子说: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老百姓辛苦一年了,痛痛快快地玩一天也是应该的。只紧张而不松弛,不符合文武之道,只松弛不紧张,也不符合文武之道。只有一张一弛,劳逸结合,才符合文武之道。)这里要说明的所谓“文武之道”是指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治国之道。

孔老夫子,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复辟周朝建国时,以周公为首的周家王朝所制定的治国之道。

因此,我想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过年的习俗,恐怕还是周公时代订出来的呢…!

这个时候想起我母亲。

我们兄弟姐妹十个,每逢过年之前的许多时候,母亲就为我们十个兄弟姐妹的新衣服、新鞋子发愁。那个年代,我们家很穷,哪有现在那么奢侈。过年的一应需求,都要靠自己动手解决。

我只记得一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可能还在为最后一颗纽扣、最后一个鞋帮子忙碌。新年早晨起来,我们都会有新衣新鞋穿上。而母亲的手上布满了带血的口子。试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工程,放在现在简直匪夷所思。

我记得十岁的时候,年初一在院子里放鞭炮,第一次穿上身的一件新的“列宁装”棉袄,在背上被烧了一个碗口大的洞。被责罚是免不了的,但对于我来说,为之心疼了不知道多少年。这也许是造成我不喜欢过年,拒绝放鞭炮的原因之一吧!

在此之前我都是穿旧式棉袍子的,为此常常被一起玩的孩子笑话的。

因此我跟子贡一样,从小就对过年感到压力而没有太多的欢乐。我也问过,大家都为这一天这么疯狂干什么。

世界上一切活动,都跟拥有金钱的多少有关。记得以前听父亲说:有钱人天天过年;没钱人天天过关。

有钱人过年是不是开心我不知道,但穷人过年并不开心我体会过。

然而一到过年,不论富人穷人都还是要按照传统的方式去做些什么。

黄世仁就要去一家一家地去讨债;杨白劳就要出门去躲债。

黄世仁再富,也还是要去向穷人要回债来,不惜抢穷人的闺女抵债。

杨白劳再穷,也要赊上二斤白面回家包饺子,还用卖豆腐赚下的几个钱给女儿扯上二尺红头绳。

这一切都是为了过一个“年”,谁也抗拒不了的。

等我自己有了孩子,她们自然会知道过年是怎么一会事。而我就要为她们准备过年的一切。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出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准备,自己过年的缺憾,要从孩子身上补回来。

好在我的孩子并不在物质或饮食上有太多的要求,孩子跟我一起过年,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天南海北的旅游,这也正合我的心意。但是当旅游景点人满为患的时候,孩子和我就自然都放弃了这样的过年方式。

孩子成家以后,一起过年的意愿也越来越淡薄。尤其是在美国,中国新年并不是美国的节日。华人社区,大部分人还是有一点庆祝活动,但如果什么也不做,却也没有人感到奇怪。

对于我来说,安安静静地躲在小楼里面,和平常一样,看看写写,就是最惬意的过年了。

有诗为证:

五谷丰登是为年

一张一弛有经典

富年穷关各自过

躲进小楼依然闲

海老KK

2018/2/8凌晨于匹兹堡自寓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