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曹长青对犹太人和左派知识分子的分析：“犹太人的知识分子比例高，自然左倾的就多。这不是犹太人的问题，绝不是那个种族的问题，而是整体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天生就有三个倾向∶

第一是脱离大众，脱离中产阶级的commonsense（常识），倾向于精英主义，醉心于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热衷于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整全化思维”。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把这种“整全化”（整体主义，历史主义，本质主义）等斥为“威胁开放社会的伪科学”。

哈耶克在“知识分子和社会至上主义”中更具体说∶“与那些旨在一点一滴地渐进现存秩序的更实际的认识和考虑相比，思辨全盘重建社会的方案，更合乎知识分子的口味。”“出于自己的本性，知识分子向来就不关心技术性细节或现实的困难，能够令他动心的，就是广阔的前景┅┅”这种“乌托邦倾向”就是不顾现实，不管真实，不计常识，只相信脑中憧憬的虚幻的美丽。结果就是实实在在的灾难。

第二个是倾向扮演为劳苦大众请命的救世主角色，于是自然就倾向均贫富、要平等，所谓代表穷人、代表被压迫者讲话。

要为穷人争“平等”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是重要的奋斗目标。但人和人的能力、性情、气质都不一样，可谓千差万别，怎麽可能千篇一律地像“机器人”那样整齐划一而“平等”呢？在这些前提都不平等的情况下，财富怎麽可能均等呢？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违背人类本性，违背常识逻辑，违背社会真实。但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要追求这个乌托邦。结果，强求平等（尤其是财富平等）的结果，一定造成社会上很多人的财产（它是权利的直接体现）被剥夺，最后整个社会朝向极权主义。

要平等，就要有个“群体”决定财富谁多谁少，怎样才是平等；然后还要由这个“群体”重新分配财产。这个过程不仅会官僚横行、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一定会形成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即主宰“均分财产”的特权阶层——不仅剥夺了个体的自由，更人为地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

“平等”与“自由”哪个价值为先，哪个更为重要，这是左、右派的主要分歧点。

把“平等”视为最高价值，必然导致反对、甚至仇视资本主义，因为以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为核心特征（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带来贫富差距。所以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知识分子往往激烈反对资本主义。

上述哈耶克著作中有专节“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心态”探讨这个问题，据他的观察，“过去一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是反对资本主义精神状态的大本营。从马克思到托洛斯基，到马尔库塞，汗牛充栋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文献，大都出自犹太人之手。在所有国家的左翼激进政党中，包括俄国的共产党，以及目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左翼激进政党，在组建/领导政党的人士中，犹太人的比例总是异乎寻常地高┅┅”哈耶克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先天有倾心左派的心态”。实质是，文化人先天有倾心左派的心态。

第三个是很多知识分子热衷“政治正确”。即倾向显摆自己高尚、占据道德高地，尤其体现在所谓“保护弱势群体”上。知识人的文明意识固然可贵，但是，知识人同时又是最虚荣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表现”自己是“品德高尚的、关心弱势群体的人”比真正去“改变”弱者的生存状态更感兴趣。表现欲导致了虚伪，虚伪就是虚假，虚假就是欺骗。

在人类数不清的欺骗行为中，最高段数是“伪善”。伪善带来的罪恶和灾难超出了一切其他的欺骗。我甚至认为∶伪善是万恶之最！

由于知识分子是最虚荣的一个群体，所以这个群体中伪善者最多；而犹太人中知识分子比例最高，所以犹太人中出的伪善者也最多。结论∶犹太人的左倾问题，实质上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从更本质上来说，是整体人类的问题。 ”